陈昌浩之子陈祖涛：从鲍曼高材生到 “一汽第一人”，留苏与文革的冰火人生

01

这些孩子们堪称幸运儿，自幼便远离了战火的纷扰，得以安享温饱。然而，他们也承受着不幸，未成年便被迫离开故土，无缘亲眼目睹祖国壮丽的河山，未能亲身感受人间的冷暖。

在这段“二战”时期，被悄然送往苏联国际儿童院寄养的孩子们，他们出身于中共革命烈士与高级干部的家庭。背负着独特的身份背景，他们不仅目睹了中苏两国关系蜜月时期的亲如兄弟的深厚情谊，也亲身体验了两国关系恶化时的仇视与嫌隙。

尽管这些孩子根植于中华血脉，身上却流露出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气质，然而他们的青春岁月却刻下了无法抹去的深刻印记。如今，我们有幸邀请到其中一位，已步入耄耋之年的陈祖涛先生，与我们共同回忆他们的留苏时光。

陈祖涛，1928年出生于我国红军早期将领陈昌浩的家庭。他回忆道，1939年，年仅11岁的他随父亲陈昌浩以及周恩来同志，从延安启程，踏上了前往苏联就医的征程。抵达莫斯科后，在共产国际的周密安排下，陈祖涛与父亲分道扬镳，他被送往位于莫斯科六十公里之外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开启了学习与生活的崭新篇章。不久后，他们又一同搬迁至伊万诺沃的第一国际儿童院，继续共同生活。

在此地，陈祖涛身边聚集了来自中国的同学们，他们大致可划分为三个群体。首当其冲的是领导人子女，例如毛岸英、毛岸青，以及朱德的女儿朱敏，还有蔡和森与向警予的子女，李富春与蔡畅的女儿李特特，以及烈士蔡博之外，还有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第二类是高级干部的后代，而第三类则是出生在苏联的年轻一代。在我们中间，大约有二三十位同学。

陈祖涛依然清晰记得，与他一同抵达国际儿童院的，还有刘少奇的子女刘允斌与刘爱琴，陈伯达的幼子陈小达，以及高岗的儿子高毅。提及那段时光的国际儿童院，陈祖涛满怀感慨，描绘出那片生活环境的无比优越。在他眼中，与延安那段岁月相比，此地无疑是人间仙境。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衣着、饮食、居住还是出行，亦或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全面构建，无不使陈祖涛眼界为之拓宽。

记者：吃什么？

陈：自那以来，我们已开始品味洋面包，时至今日，仍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我是在洋面包与奶油的滋养中茁壮成长的。记得在延安，小米是我日常饮食的主角，然而，当我踏上苏联的土地，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不仅换上了崭新的少先队制服，生活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一贫如洗到极度富足，这种对比是如此鲜明。

在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衣、食、住、行之后，语言不通的问题遂成为孩子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即便身处国际儿童院，尽管中国教员负责照料学员们的日常起居，但在教学和考试环节，俄语依然是主要使用的语言。

陈：俄语，成为了我踏入校园后所遭遇的第一个挑战。那时的我们，还在小学阶段，对俄语一无所知，几乎举步维艰。于是，我们转入了儿童院，那里为我们配备了一位专业的俄语教师，她用心地教导我们这门语言。尽管我与刘允斌当时言语不通，但我们每日清晨五点便起床，在苏联寒冷的冬日里，我们毫不畏惧严寒，勇敢地走到户外进行发音练习。

历经一年的勤奋学习，陈祖涛与他的伙伴们已大致掌握了俄语，学业成绩亦突飞猛进。然而，正当他们陶醉于这份宁静与安逸的生活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这份平静。1941年6月，苏联卫国战争的爆发令局势日益紧张。国际儿童院的物资供应遭受了严重影响，师生们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应对生存的挑战。

陈：在这片儿童院的广袤院落里，不仅蔬菜绿意盎然，还有其他作物点缀其间。苏联的冬季尤为严寒，取暖主要依赖柴火。我国境内森林密布，于是我们自行伐木取材。起初，我们对于砍伐树木的技巧一无所知，不知该将树木向哪个方向倾倒。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逐渐掌握了这一技艺。我们砍去枝条，将树木锯成一段段，再将它们拖回院中劈成柴火，从而解决了取暖的难题。至于衣物，由于仓库中空空如也，我们实在束手无策。尽管当时国民党大使馆尚存，但我们明白，那并非我们可以轻易涉足之地。到了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际儿童院的管理权随之转交给了苏联红十字会。然而，这个机构实际上是一个相当贫困的组织。

陈祖涛回忆说，尽管当时的生存环境颇为困苦，但置身于国际儿童院，毕竟是一个相对安宁的避风港。与其他小伙伴们所经历的艰辛相比，他们已经显得格外幸运。而朱德将军的千金朱敏，鉴于哮喘病情的治疗需求，被转院至白俄罗斯的一家疗养院。然而，她却不幸遭遇了意外的变故。

陈：战事一触即发，白俄罗斯很快便陷入敌手。6月22日，德国悄然发动攻势，战火至11月5日左右已蔓延至莫斯科郊外。朱敏不幸被俘，她与我年纪相仿，身边还带着两三个孩子。她们被押送至德国，沦为童工和奴隶。幸运的是，她们并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随着1943年和1944年苏联军队的接连胜利，突破边界防线，搜寻行动随即展开。一位上校成功找到了朱敏和那些孩子。

陈祖涛至今记忆犹新，那日复一日的日子里，他总是从收音机中或是老师的口中，得知那些紧张激烈的战斗和令人心碎的伤亡数字。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仿佛找到了第二故乡。那时的陈祖涛，年仅十五六岁，与他同龄的国际儿童院里的孩子们，也都怀揣着投身战场的强烈愿望。然而，上级却下达了禁令，禁止国际儿童院的学员参军。传闻称，这源于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结束苏联的治疗后，在与苏联方面的告别时，所提出的一项要求。

陈：尽管斯大林签署的命令剥夺了我们参军的权利，但对于那些拥有大学或高中学历的我们来说，获得苏联国籍却是一份相当丰厚的礼遇。在苏联，外国人和侨民众多，而能够拥有这份苏联护照，对于我们这个群体来说，无疑是一种特殊的荣幸。

陈祖涛犹记得，在国际儿童院里，毛岸英独自一人，果敢地逆着斯大林的命令而行，成为了一名苏联红军的特例成员。这位勇敢的青年，正是毛泽东的嗣子毛岸英。在1942年，年方十八的毛岸英得益于特别批准，投身苏联红军，且有幸被择优选拔至苏联最高军事院校——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密集的教育训练。

陈：往昔在我国国际儿童院，共青团的组织得以设立，而担任书记一职的正是毛岸英。院中同时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同样由毛岸英担任主席。1942年，毛岸英离别之时，他向我提出了建议，希望我能接替他的职务。在大家的共同推举下，我有幸被选为新的书记。

自毛岸英离任，陈祖涛担纲国际儿童院委员会主席之职，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陈说：“这在中国人身上是常有的事。”他的举止相当粗鲁无礼，早在我在儿童院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争执。第二个原因是食物的匮乏。食堂每天都为他和他的妻子伊莲格丽娜提供午餐，他们餐桌上总是堆满了油腻。而相比之下，我们数百人只能分得极少的油和肉，这让我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反感。第三个事件是他对中国人的明显敌意。他驱逐了我们四名中国学生，他们分别是黄健（后来成为国家田径队总教练）、罗西北（罗亦农烈士之子）、一位我不知其父名的苏联远东来客，以及王继飞。玛尕洛夫以苏联学校的七年级为界限，找各种借口将他们从儿童院中驱逐出去。

陈祖涛回忆起，除此之外，他与同学们对玛尕洛夫院长的反感，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便是他对待毛泽东前妻贺子珍时表现出的无礼态度。

贺子珍与李敏

陈：毛泽东主席的夫人贺子珍，以及林彪的第一任妻子张晓梅，当时均受到共产国际的关照。然而，她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并不理想。战争爆发后，她们被安置于我们的国际儿童院。作为普通的侨民，她们被安排在教师楼居住，生活环境相对简陋，生活条件颇为艰辛。贺子珍性情急躁，曾对李敏有过失控行为，我们不止一次尝试劝慰她。玛尕洛夫甚至将她比作狂躁的疯子，并将她送入了精神病院。

记者：去了没有？

陈：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我度过了数个春秋。1945年，我初涉其中，正值我踏入大学校园的门槛。直至1947年，我终于重获了自由。

02

红军在战场上的首要任务，便是击溃法西斯势力，任何军事行动均不得遭受干扰！

陈：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本宣战。在此之前，联共中央的尼古拉耶夫科长亲临儿童院视察。作为联络部的负责人，他的到访旨在于我等之中选拔一位胜任执行针对日本间谍任务的人才。刘允斌、我、罗西北均达标。自1940年起，罗西北便踏足我国这片土地。他不仅中文造诣深厚，远胜于我等，而且对无线电技术亦有着精湛的掌握。这两大卓越的才能使他最终在众多人中独树一帜，脱颖而出。于是，他在1945年毅然启程，抵达哈尔滨。紧接着，1948年，他与李鹏等21位同仁一道重返苏联，继续他们的学术深造之旅。

陈：事后我才了解到，他归国之后，已然成为了一位备受尊敬的水利工程专家。他与林汉雄先生同在水利工程领域深耕，共同参与了我国众多重大水利工程的施工建设。然而，，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动荡岁月，他竟无辜被指控为“苏修”特务。

记者：何时得知？

陈：那人被折磨得近乎疯狂。闻悉此事，总理将其誉为对中国革命贡献卓著的功臣，遂将他安排至北京静养。数年如一日，他接受了精心治疗，神经功能最终得以恢复。在那段时光里，他的爱人向我诉说，心中困惑，不明白为何会有人给他扣上如此沉重的罪名。

陈祖涛忆起，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儿童国际院中的学子们不仅需投身于学业与劳作，更要与歧视华人的院长进行抗争。对院长的不满激起了陈祖涛摆脱国际儿童院束缚的强烈愿望，于是他自学了九年级的全部课程，并通过了严格的考试，成功晋升至十年级。在1945年卫国战争即将画上句点之际，年仅17岁的陈祖涛凭借卓越的学业成绩，圆满完成了中学的学业。他回忆说，当时国际儿童院里的中国学子们，成绩普遍十分优异。

陈：自小，我们这代人心怀着坚定的信念，立志投身工业事业，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于是，我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远赴莫斯科，那里坐落着享誉世界的莫斯科大学，汇聚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在当时，鲍曼最高技术学院以其卓越的盛名享誉四方，我也是因被其深深吸引，最终抉择了这所高等学府。

鲍曼最高技术学院，作为苏联顶尖的综合性工科学府，其声誉之隆，堪比我国的清华大学。陈祖涛回忆道，该校的录取分数线之高，入学考试之严苛，以至于让人瞠目结舌。正因如此，也有人曾向他提议，不妨考虑其他高等学府的申请。

陈：当时，蔡和森的子女蔡博正在莫斯科冶金学院深造，他向我以及刘允斌、张太雷的子女张芝明推荐，一同加入他的冶金大学。张琴秋的女儿在航空大学学习，她建议我也前往那里。蔡畅的女儿李特特就读于鲍曼大学，她竭力推荐我前往该校，并详尽地介绍了鲍曼大学的诸多优势。鲍曼大学既具备半军事化的特色，又兼具民用教育的属性，设有大炮系、坦克系以及仪表仪器系等多个军工专业。因此，我决定选择机械系进行深造。

陈祖涛怀揣着投身军事学院的宏伟志向，最终如愿以偿，被鲍曼最高技术学院录取。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他被分配到了机械系，这为他开启了在莫斯科度过的一段难以忘怀的大学时光。

陈：我们的日子过得十分不易，自搬离儿童院后，我们始终保持着那套衣物的模样。即便是在大学时期，我们也时常面临饥饿的困扰。苏联的学生们总能得到父母的关照，而我们，却鲜有依靠之人。1947年，正当罗荣桓、王稼祥在莫斯科治疗期间，蔡畅女士路经此地，目的地是布拉格，将出席左派妇女的盛会。目睹我们如此憔悴之态——身形消瘦、面容苍白如蜡，衣衫褴褛不堪，她心中涌起阵阵心疼，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陈祖涛回忆道，于鲍曼最高技术学院的求学时光中，他曾有过一段频繁穿梭于码头的日子，为他人装卸土豆，以此维生。日复一日，汗水与辛劳所换来的，仅仅是满载土豆的一袋，仅能勉强维持生计。然而，这一境遇直至蔡畅再次踏足莫斯科，方才迎来转机的曙光。

一是苏联银行，那里的汇率相对较低；二是黑市，价格则相对较高；三是专门的兑换店，其价格有的略高于黑市，有的则低于黑市，但总体上要比银行的汇率为优。当时我们明白，既不宜前往银行，亦不宜涉足黑市，唯有选择那些商店，尤其是当铺，方为上策。

记者：当铺？

陈：第一次兑换过程十分顺利，我成功换得大量卢布，分发给团队成员，大家都感到非常高兴，这些钱正好用来购买所需物资。但紧接着，在第二次兑换时，我遭遇了意外，被突然拘捕，并被带至莫斯科民警总局。他们向我盘问，这位大学生，你的金币从何而来？当时我保持冷静，如实说明了情况，这些金币是受我国领导人蔡畅赠予，并由联共中央联络部接待。我建议他们若要深入了解，可向联络部或联共中央查询。他们随后进行了电话核实，确认我的说法无误后，便释放了我。

历经一场惊心动魄的变故，陈祖涛重返校园，生活依旧保持着简朴的格调。幸运的是，苏联当局并未对那批被视作违禁品的金银首饰采取没收措施。

记者：首饰有了吗？

陈：伴随着东北的解放，林彪同志担任东北局书记一职，而高岗、李富春、彭真等亦成为东北局的核心成员。东北地区的解放，您不难感受到党组织的深切关怀。蔡畅同志不仅带来了这些金条，更携来了众多关于中国革命与解放战争的历史文献与资料，并郑重承诺将定期提供。1948年，一列火车满载大米、火腿、皮蛋及绸缎等物资抵达，彻底解决了我们当时的生活饮食与服饰问题。

03

在众多留苏老人的记忆中，陈祖涛的形象鲜明且充满活力。他无论是在国际儿童院，还是在鲍曼最高技术学院，都始终是华人学生群体的中坚力量。1947年，王稼祥与罗荣桓莅临苏联寻求医疗援助。陈祖涛便与刘允斌等好友专程前往探望，并向他们详尽地介绍了苏联中国留学生的种种状况。陈祖涛透露，彼时，他与刘允斌等数位挚友对莫斯科部分中国留学生的举动，心生忧虑。

陈：在儿童院，我们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集体，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当我们抵达莫斯科，步入大学，每个人都拥有了选择心仪学校的自由。特别是那些在苏联出生的孩子们，有的开始涉足爱情，有的则在为在苏联建立家庭做准备。对于祖国，他们感到陌生，思想上也显得纷繁复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罗荣桓与王稼祥在治疗期间将我们召集，我们便向他们汇报了当前的境况。他们指出，我们如同散沙，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组织，将大家团结起来，共同追求一个目标——学成之后必须回到祖国。

在陈祖涛、刘允斌以及张芝明的齐心协力下，苏联中国留学生会应运而生。该会定期向在苏联的中国大学生们传递各类国内资讯，内容丰富，包括解放战争的最新动态。会内会员人数一度膨胀至二十余人。

陈：我们坚持每周至少举办一次活动，其核心内容为学习来自祖国的文件。鉴于众多同仁对中文尚不精通，我和刘允斌，作为年长的一批人，肩负起阅读与翻译的重任。每逢佳节，我们还会自发组织聚会，让同仁们得以欢聚一堂。正如我先前所述，蔡畅的到来，自然而然地将我们聚集在一起。毕竟，每月领取卢布并将其兑换成当地货币，对于我们而言，意义重大。

令陈祖涛未曾预料的是，正是他亲自筹建的苏联中国留学生会，竟意外地给他带来了不少困扰。陈祖涛回忆称，在1960年代末，他因牵头组建了该留学生会，因而被疑为苏修特务组织扩张势力的推手，此后的岁月里，他屡遭调查和审查之苦。

1956年，陈祖涛与苏联专家

陈：他们对我们施加了种种指控，1967年的下半年，我遭受了拘禁之苦。直至1971年，他们才向我揭露真相，声称那些文件是证据，指责我涉嫌成为苏联的间谍。一瞥之下，我不禁哑然失笑。我向他们解释道，这正恰是证明我非间谍之铁证。这本笔记本详尽地记载了我们每次会议所探讨的问题与所学的内容，俄文记录精确无误，且完全是俄文书写。基于此，我建议他们将之译为中文，如此一来，便能彻底证明我们非苏联间谍之嫌。最终，面对无计可施的困境，他们不得不将我驱逐，并将我送至农村，使我沦为一名农夫。

陈祖涛回忆道，除却涉嫌组建所谓“特务组织”——留学生会之举，向所谓的“4821”集团提供援助的行为，亦是一项不可忽视的“指控”。

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成立了“4821专案组”。该专案组的设立，其根本原因在于：1948年选拔派往苏联深造的21位学子，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无一例外地遭遇了各式各样的冲击与批判。

陈祖涛忆及，他们的先辈要么是中枢要员，要么是革命英魂，诸如李硕勋之子李鹏、张浩之子林汉雄，以及叶挺之子叶正大、叶正明等。其中众多人后来晋升为国家的高级干部。 #优质图文扶持计划#

陈：抵达目的地后，他们并未受到任何单位主管的接待。于是，红十字会引领他们来到了儿童院。考虑到他们的年龄较大，玛尕洛夫院长特地安排他们入住了一家狭小的旅馆。原本此行的目的在于追求学业深造，但遗憾的是，他们却不幸陷入了困境。

面临危急时刻，他们迅速集思广益，决定联系位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会。正逢此时，接到求助信息的正是陈祖涛。

陈：得益于彼此间深厚的情谊，我在延安期间结识了众多新朋友。他们陆续来信，向我描绘了那里的艰苦生活：居住环境极其简陋，饮食条件也十分简朴，许多人因此身体欠佳。他们怀揣着进入大学深造的渴望，我便急忙赶往延安。他们向我详尽地叙述了这些困境，我随即返回莫斯科，与刘允斌、张芝明共同联名给马林科夫写信，并将我们所有人的父母姓名一一列出。不久，苏共中央便派遣了一位代表前来，我向他详细汇报了情况。紧接着，这位代表火速前往伊万诺沃，我们将所有人转移至莫斯科。在那里，他们大约学习了一年俄语。到了1950年，我们所有人都顺利地进入了大学。李鹏、林汉雄、罗西北进入了水利学院，而叶正大、叶正明则选择了航空大学继续深造。

在陈祖涛的追忆里，他们留苏的时光恰逢我国国内战事逐渐转佳。起初，是蔡畅伸出了援手；继之，罗荣桓的命令下达，一列装满物资的火车从东北驶来。到了1949年初，我国首位驻苏大使王稼祥抵达莫斯科，与此同时，新使馆亦宣告成立。王稼祥履新后，立即指示参赞曾涌泉向中国驻苏留学生发放生活补贴，每人每月的补贴金额上调至800卢布。

自那时起，我们的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约在1946年左右，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东德等国家在苏联设立了大使馆。我们频繁参与他们的庆典活动，因此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成立，我们充满了期待。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我国是最后一个在苏联设立大使馆的国家，自此以后，我们的境况便逐步得到了改善。

1949年10月1日，远在莫斯科的学子们纷纷收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陈：同胞们欢聚一堂，举杯畅饮佳酿，欢声笑语与舞姿翩翩交织，现场气氛热烈非凡。

记者：当时心情？

陈：的确，与过往截然不同。我们心中充满了自豪，因为经过多年的期盼，我们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国家，设立了自家的使馆，有了人前来管理我们。回顾那段岁月，生活的艰辛难以言表。从1941年至1949年，那漫长的八年，我们几乎每日都在忍受饥饿的折磨。

04

他提前完成了学业，在得到父亲和中共中央的批准后，即将踏上归国的旅程，投身于祖国的建设工作。

陈：“自我离去之后，请你便在此安居，务必细心照料我的幼弟。”毛岸英托付陈祖涛我入驻了那间房舍。在莫斯科大学的时光里，无论是参与会议、出席宴会，亦或是欢歌共舞，我们的各项活动无不在此展开。

陈祖涛回忆道，毛岸英离世之后，他在这间屋内意外地发现了毛泽东父子间往来的众多信件。在返回祖国的途中，他曾将这些信件全部装入手提箱，带回故里，初衷是打算归还给毛岸英。然而，未曾料及的是，1951年，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英勇捐躯。因此，陈祖涛将盛放信件的箱子暂时托付给了继母张琴秋保管。然而，不幸的是，该箱子终究被造反派所察觉，张琴秋因此遭受了诬陷，被指控为藏匿主席的信件。

张琴秋（1904-1968）

记者：您如何找到毛岸英的信？

陈：我们在室内。

记者：为何不带？

陈：他行走匆忙，谈及归国之事，那自是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又有谁能够预知其中的种种细节。恰逢我此刻得闲，便一一细致地查阅了这些内容。

陈祖涛至今记忆犹新，1951年伊始，他向鲍曼最高技术学院提交了提前答辩的申请。尽管按照常规，他只需再耐心等待四个月便可毕业，但那时的陈祖涛内心急切，迫切渴望早日踏上归途，不愿让任何一天的延误成为遗憾。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我们这一代人心怀热切，期盼着早日踏上归途，投身于祖国的建设浪潮。恰逢我国首个五年计划的号角吹响，苏联慷慨提供的156个关键项目，每项都汇聚了我们中的一员。我荣幸地成为了派往汽车制造厂的代表，紧接着，汽车厂又精心挑选了两名同事与我同行，我们三人携手组成了一个坚实的团队。对家乡的渴望如同熊熊烈火，燃烧在我们的胸中，这份炽热之情并非仅我一人，周围的朋友们亦怀有相同的迫切心情。

在紧张筹备毕业答辩之际，陈祖涛亦肩负着翻译苏联对我国援助的156个项目中汽车厂相关资料的重任。那段时光，他可谓是繁忙到了极致。1951年2月，陈祖涛顺利通过了答辩，与同样毕业于国际儿童院的老友赵施格携手踏上了归乡的征程。

陈问：“你们在找的人是谁？”我解释说：“我们刚从苏联完成学业，现在正要回国就业。”他们听后恍然大悟，接着问：“你们认识谁？”我稍作思考，认为伍修权这个名字比较熟悉。他当时是外交部副部长，我因他陪同董必武出席联合国会议并为我国使馆做报告而与他有过交流。他们迅速与伍修权取得联系，并派车将我们接到外交部。

返抵京城后，周恩来总理亲自为陈祖涛谋得一份职位，委托他投身于一项重要任务——参与苏联支援中国建设的重大项目——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工作。从此，他乃“一汽”首任员工。为后世所铭记。

陈：“一汽”不仅是一座象征性的工厂，更是一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建筑。进入六十年代，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苏联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指责。但从经济建设的角度来看，若非那156个项目的坚实基础，我国的发展前景将难以设想。直至去年俄罗斯年庆典之际，普京总统访问我国，在人民大会堂，胡锦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着重指出，我们应当铭记苏联在昔日对我们所提供的援助。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中苏关系便逐渐疏离，直至最终走向破裂。这一剧烈转变，对在苏联度过青春岁月的陈祖涛等留苏学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陈：针对那些对苏联极尽贬低的“左”倾言论，我认为有必要澄清事实。诚然，苏联在历史上存在某些弊端，例如大国沙文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那时，苏联向我们提供了慷慨无私的援助，对此我有确凿的证据。例如，“一汽”的创建，正是得益于苏联的大力推动，从设计初期到设备供应，再到派遣专家团队以及接纳我们的实习生，苏联不仅为我们制造了众多先进的设备，还亲自传授了精湛的技艺。